何梦瑶（1693一l763年）
何梦瑶。字报之，号西池，晚年自号研农，广东南诲人。
[生平事迹]何梦瑶自幼聪颖。10岁能文，l3岁工诗。不仅旁通百家．尤以诗名。有“南海明珠”之誉及“惠门八子”之称。而且对文史、音律、算术、历法等．均有研究于医学尤感兴趣。日喜诵岐黄家言．认为“医虽小道，亦道也”。他少攻科举，因病几次落第，38岁终中进士．官历广西义宁、阳朔、岑溪、思恩等县令．及奉天辽阳州牧。他以“治狱明慎 宿弊革除．有神君之称”。且关心民众疾苦 会思恩县发生瘟疫，何氏毅然为“立方救疗．多所全活”。何氏为官清廉。常“不名一钱”。“贫不能具舟车”。于乾隆庚午(1750年)年。弃官自辽阳归里 他恢倦宦海。潜心学术，旋即出任广州粤秀书院、越华书院、肇庆端溪书院院长。并热心医学教育，悬壶自给．济世利民．以医为业：终其生．
何氏一生勤于著述．著有《医碥》7卷(1751年)、《三科辑要》(妇、儿、痘疹）、《追痨仙方》2卷、《神效脚气方》4卷。此外尚有《本草韵语》《四诊韵语》《乐只堂汤头歌诀》、《针灸吹云集》、《伤寒论近言》等．以及诗文、音律、哲学、史学、数学等方面的著作。
[学术思想]何氏于医学博通古代名家之学，强调学无偏倚，主张取各家之长．不能各执一见，推崇王肯堂之能综合多家之说，尤通刘河间、朱丹溪之学。长于内科杂证及温病。
1 博采众家之长。何梦瑶的医学思想主要宗于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，王氏采取无所偏倚的态度．采摭明代以前医学之精华。辑成《证治准绳》．何氏对此书很是推崇，誉之为“近代书之冠”，他不仅自己习诵，而且还“虑其奥博难读”。怕“读者卒未易得其指归”，使以《证治准绳》为蓝本，“芟其繁芜 疏其湮郁，参以己见，泐为一书”，名曰《医碥》 作为《证治准绳》的羽翼．何氏生当雍正、乾隆之际，正值张景岳温补学说盛行之时，医者不论病之寒热虚实．用药往往偏于温燥．而何氏则承继王肯堂“无所偏倚’的主张。认为“河间言暑火。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；丹溪言阴虛，乃与东垣阳虚对讲， 皆以备前人所未备．非偏执也”，在对待当时盛行景岳温补之风的态度上，他认为“后人动议刘、朱偏用寒凉，矫以温补，立论过当，遂开酷烈之门．今日桂附之毒，等于刀锯”。并分析了 “今不问何证．概以温补”的原因是：“庸医不知温补之能杀人也 。以为平稳而用之．黠医知温补之能杀人，而人不怨，以为可以藏拙而用之，于是景岳书．徒遍天下”。但他也不拒温补于法外。而是认为“若火虚者，脾肾皆寒， 一味温补．无所顾忌”。并得出凡是虛损之证 “受温补者易治”的结论。对景岳书，他也很有研究，善于吸取其所长．如对三焦有形无形的看法．他同意景岳之说．认为其他“言其形状论者，纷纷皆如捕风捉影．毫无实指．惟张景岳谓即腔子．脏腑如物，腔子如囊之括物、人但知物之为物，而不知囊之亦为物．其说甚通”：
2 重视后天脾胃。何氏特别重视脾胃在人体的“后天培养之功”，指出：“胃主进纳．脾主运化。饮食之气味精华由脾胃以灌输周身，气日盛而体日充，先天之水火 赖此滋养以生生不息。”在人体病变过程中．何氏概括为“升降动静苟失其中．虽为肝肺心肾之不职．亦即脾之不职。”临证施治，则强调全在合理使用药物、饮食以救弊补偏。对明代以来的补肾、补脾之争。何氏根据自己临证的亲身体会。指出“知各脏之病皆关于脾．则知脾气调和即各脏俱调和矣．故补脾不如补肾不过举要之词，固不若补肾不如补脾之论为得其全也，老人小儿尤以脾胃为主”。
3 阐发火证、湿证。何氏推崇河间丹溪之说．认为“凡病多火”．并把火证归纳为气有余便是火，气不足郁而成火；外感暑热燥气．增助内气成热成火；外感风寒湿气．闭郁表气成热成火；内伤饮食．辛热之物食积成火；肾水虚亏，下焦之火上炎成火；醉饱见胃火；大怒见肝火；悲哀见肺火；房劳见肾火．凡此十余种火证，虽然临床见证不一。但病机均与火密切相关。对于火证的治疗，何氏主张针对病因病机．从辨虚实、辨六气、辨脏腑入手处方用药，并列举了不同证型火证的治疗方药。可见何氏从归类到病因病机．从分型到立法用药，对火证都作了全面系统的沦述。
何氏认为岭南地卑潮湿 人多中湿。而且在正常情况下，春温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分布于四季，而燥湿二气常多气兼挟 如温热蒸而为湿，寒凉肃亦可为湿．故云：“系湿于长夏。六气皆可为之，”并用脉象的变化 来区別湿邪的兼挟。至于湿证的病机．他认为脾居中土。生湿又恶湿．六气皆能为之病；甚者土湿既成．聚湿为痰。痰郁成热 热极生风，变生它证。特设“中湿”一节 叙述外感湿邪引起的病变 并且指出 人体凡有破伤之处，须防湿从疮口侵入．致气血郁滞不行，逆而攻心．使人沉重昏迷．形成破伤湿”之证．他反复强调理脾祛湿的重要性．其于祛湿药物的运用亦有不少可借鉴之处：
4 论瘟疫证治。何氏明确指出瘟疫乃厉气所致，对瘟疫病变过程中，汗、斑、苔、脉的变化从临床意义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和记载。他认为瘟疫一证，苔白邪在膜原．开达以逐邪；苔变黄则邪入阳明胃。宜用下法以逐邪；黑苔则邪毒内炽． 胃火盛极，急下之以逐邪，主张瘟疫立法重在“逐邪”，并运用舌苔的变化来指导辨证用药．初起力荐达原饮之功；若毒结渐开。邪气已离膜原而热不退、脉洪数者用白虎场．重用石膏；若斑出不透，热不退者用举斑汤；若斑汗并见而热不退者用白虎汤合举斑汤：何氏并对瘟疫病的汗法、下法、下后变证、瘟疫兼证、妇人小儿瘟疫、瘟疫愈后诸证从临床症状、辨证要点到立法用药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充实并发展了中医温病学说的内容。
5 论虛损证治。何氏对虚损的分析，很有见地．认为“虛者血气不足．久则肌肤脏腑亦渐消损．故曰虛损”．对虛损一证的形成，归纳为“关乎五脏”、“责之于脾”、“肾为最重”这三个方面和途径．并描述了五脏虛损的主要症状．指出五脏之虚损，互相关连。互为因果．“五脏互相关涉，则五脏皆得。为一脏之病，故有本脏自病者。有他脏传来者”．而脾胃主受纳运化．为气血化生之源，脾伤则生化无源 必致气血愈亏而脏腑失养．虚损益甚．故曰责之脾。虛损肾为最重 是肾见虚损，或水亏火旺．或阳虚水泛 或命门火衰，或阴阳俱虛。皆为虚损之重证；且他脏之虚损，最后转归必形成肾之虛损，对于虛损的治疗，何氏主张“大纲须分气血阴阳”，然后根据五脏气血阴阳的虛损程度辨证施治。他认为虚损以阴虚为多．宜用甘寒平淡之品滋其水源而降虛火，但于虚损后期。每多脾肾虛寒之证 他则力举温补治法之功，在学术上胸襟开阔。毫无门户之见．
何氏善于学习前人的经验，既重视理论研究。更重视临证实践的探索和总结 得出规律性的认识。他一生的医疗实践。在温病和内伤杂病方面积累了较高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治疗经验，还“于婴科、痘科、妇科．尤为研精殚思”。其所著《医碥》一书．发轩岐之秘， 闸医学之理 真正起到了医学阶梯的作用。
何梦瑶。字报之，号西池，晚年自号研农，广东南诲人。
[生平事迹]何梦瑶自幼聪颖。10岁能文，l3岁工诗。不仅旁通百家．尤以诗名。有“南海明珠”之誉及“惠门八子”之称。而且对文史、音律、算术、历法等．均有研究于医学尤感兴趣。日喜诵岐黄家言．认为“医虽小道，亦道也”。他少攻科举，因病几次落第，38岁终中进士．官历广西义宁、阳朔、岑溪、思恩等县令．及奉天辽阳州牧。他以“治狱明慎 宿弊革除．有神君之称”。且关心民众疾苦 会思恩县发生瘟疫，何氏毅然为“立方救疗．多所全活”。何氏为官清廉。常“不名一钱”。“贫不能具舟车”。于乾隆庚午(1750年)年。弃官自辽阳归里 他恢倦宦海。潜心学术，旋即出任广州粤秀书院、越华书院、肇庆端溪书院院长。并热心医学教育，悬壶自给．济世利民．以医为业：终其生．
何氏一生勤于著述．著有《医碥》7卷(1751年)、《三科辑要》(妇、儿、痘疹）、《追痨仙方》2卷、《神效脚气方》4卷。此外尚有《本草韵语》《四诊韵语》《乐只堂汤头歌诀》、《针灸吹云集》、《伤寒论近言》等．以及诗文、音律、哲学、史学、数学等方面的著作。
[学术思想]何氏于医学博通古代名家之学，强调学无偏倚，主张取各家之长．不能各执一见，推崇王肯堂之能综合多家之说，尤通刘河间、朱丹溪之学。长于内科杂证及温病。
1 博采众家之长。何梦瑶的医学思想主要宗于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，王氏采取无所偏倚的态度．采摭明代以前医学之精华。辑成《证治准绳》．何氏对此书很是推崇，誉之为“近代书之冠”，他不仅自己习诵，而且还“虑其奥博难读”。怕“读者卒未易得其指归”，使以《证治准绳》为蓝本，“芟其繁芜 疏其湮郁，参以己见，泐为一书”，名曰《医碥》 作为《证治准绳》的羽翼．何氏生当雍正、乾隆之际，正值张景岳温补学说盛行之时，医者不论病之寒热虚实．用药往往偏于温燥．而何氏则承继王肯堂“无所偏倚’的主张。认为“河间言暑火。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；丹溪言阴虛，乃与东垣阳虚对讲， 皆以备前人所未备．非偏执也”，在对待当时盛行景岳温补之风的态度上，他认为“后人动议刘、朱偏用寒凉，矫以温补，立论过当，遂开酷烈之门．今日桂附之毒，等于刀锯”。并分析了 “今不问何证．概以温补”的原因是：“庸医不知温补之能杀人也 。以为平稳而用之．黠医知温补之能杀人，而人不怨，以为可以藏拙而用之，于是景岳书．徒遍天下”。但他也不拒温补于法外。而是认为“若火虚者，脾肾皆寒， 一味温补．无所顾忌”。并得出凡是虛损之证 “受温补者易治”的结论。对景岳书，他也很有研究，善于吸取其所长．如对三焦有形无形的看法．他同意景岳之说．认为其他“言其形状论者，纷纷皆如捕风捉影．毫无实指．惟张景岳谓即腔子．脏腑如物，腔子如囊之括物、人但知物之为物，而不知囊之亦为物．其说甚通”：
2 重视后天脾胃。何氏特别重视脾胃在人体的“后天培养之功”，指出：“胃主进纳．脾主运化。饮食之气味精华由脾胃以灌输周身，气日盛而体日充，先天之水火 赖此滋养以生生不息。”在人体病变过程中．何氏概括为“升降动静苟失其中．虽为肝肺心肾之不职．亦即脾之不职。”临证施治，则强调全在合理使用药物、饮食以救弊补偏。对明代以来的补肾、补脾之争。何氏根据自己临证的亲身体会。指出“知各脏之病皆关于脾．则知脾气调和即各脏俱调和矣．故补脾不如补肾不过举要之词，固不若补肾不如补脾之论为得其全也，老人小儿尤以脾胃为主”。
3 阐发火证、湿证。何氏推崇河间丹溪之说．认为“凡病多火”．并把火证归纳为气有余便是火，气不足郁而成火；外感暑热燥气．增助内气成热成火；外感风寒湿气．闭郁表气成热成火；内伤饮食．辛热之物食积成火；肾水虚亏，下焦之火上炎成火；醉饱见胃火；大怒见肝火；悲哀见肺火；房劳见肾火．凡此十余种火证，虽然临床见证不一。但病机均与火密切相关。对于火证的治疗，何氏主张针对病因病机．从辨虚实、辨六气、辨脏腑入手处方用药，并列举了不同证型火证的治疗方药。可见何氏从归类到病因病机．从分型到立法用药，对火证都作了全面系统的沦述。
何氏认为岭南地卑潮湿 人多中湿。而且在正常情况下，春温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分布于四季，而燥湿二气常多气兼挟 如温热蒸而为湿，寒凉肃亦可为湿．故云：“系湿于长夏。六气皆可为之，”并用脉象的变化 来区別湿邪的兼挟。至于湿证的病机．他认为脾居中土。生湿又恶湿．六气皆能为之病；甚者土湿既成．聚湿为痰。痰郁成热 热极生风，变生它证。特设“中湿”一节 叙述外感湿邪引起的病变 并且指出 人体凡有破伤之处，须防湿从疮口侵入．致气血郁滞不行，逆而攻心．使人沉重昏迷．形成破伤湿”之证．他反复强调理脾祛湿的重要性．其于祛湿药物的运用亦有不少可借鉴之处：
4 论瘟疫证治。何氏明确指出瘟疫乃厉气所致，对瘟疫病变过程中，汗、斑、苔、脉的变化从临床意义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和记载。他认为瘟疫一证，苔白邪在膜原．开达以逐邪；苔变黄则邪入阳明胃。宜用下法以逐邪；黑苔则邪毒内炽． 胃火盛极，急下之以逐邪，主张瘟疫立法重在“逐邪”，并运用舌苔的变化来指导辨证用药．初起力荐达原饮之功；若毒结渐开。邪气已离膜原而热不退、脉洪数者用白虎场．重用石膏；若斑出不透，热不退者用举斑汤；若斑汗并见而热不退者用白虎汤合举斑汤：何氏并对瘟疫病的汗法、下法、下后变证、瘟疫兼证、妇人小儿瘟疫、瘟疫愈后诸证从临床症状、辨证要点到立法用药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充实并发展了中医温病学说的内容。
5 论虛损证治。何氏对虚损的分析，很有见地．认为“虛者血气不足．久则肌肤脏腑亦渐消损．故曰虛损”．对虛损一证的形成，归纳为“关乎五脏”、“责之于脾”、“肾为最重”这三个方面和途径．并描述了五脏虛损的主要症状．指出五脏之虚损，互相关连。互为因果．“五脏互相关涉，则五脏皆得。为一脏之病，故有本脏自病者。有他脏传来者”．而脾胃主受纳运化．为气血化生之源，脾伤则生化无源 必致气血愈亏而脏腑失养．虚损益甚．故曰责之脾。虛损肾为最重 是肾见虚损，或水亏火旺．或阳虚水泛 或命门火衰，或阴阳俱虛。皆为虚损之重证；且他脏之虚损，最后转归必形成肾之虛损，对于虛损的治疗，何氏主张“大纲须分气血阴阳”，然后根据五脏气血阴阳的虛损程度辨证施治。他认为虚损以阴虚为多．宜用甘寒平淡之品滋其水源而降虛火，但于虚损后期。每多脾肾虛寒之证 他则力举温补治法之功，在学术上胸襟开阔。毫无门户之见．
何氏善于学习前人的经验，既重视理论研究。更重视临证实践的探索和总结 得出规律性的认识。他一生的医疗实践。在温病和内伤杂病方面积累了较高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治疗经验，还“于婴科、痘科、妇科．尤为研精殚思”。其所著《医碥》一书．发轩岐之秘， 闸医学之理 真正起到了医学阶梯的作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