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秉钧（l8—l9世纪）
高秉钧．字锦庭，江苏无锡人。
[生平事迹]高秉钧初为范圣学、杜云门高足，后由儒而医，精内．外科。于《灵》、《素》．张、刘、朱、李诸书．莫不参究，故其治病，效如桴鼓，名重一时。他业疡科30余年．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瘍，强调辩证论治。不以秘方灵药自炫，著《疡科心得集》3卷(1809年）立论甚精，颇多发明。另著有《谦益斋外科医案》(1805年)，并与吴长灿合辑《景岳新方歌》1卷。
[学术思想]高氏认为“外病与内证。异流而同源”．故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疡．强调辩证论治，重点发挥治病求本的道理。他认为求疡证之本有二。第一是病因，内伤七情，外感六淫．以及饮食劳倦，跌压虫兽伤等不内外因。第二是辩证．除辨阴阳、表里，寒热、虚实外，还要辨脏腑经络。得其病因则知病证之所以发生，明其辨正．则知病证之所以传变．二者皆为病本之所在。使据以立法施治．则无论内外疮疡．皆无遁情 而温凉补泻．自无差忒矣：他说：“《经》曰．治病必求其本”者何？曰：脏也 腑也。阴阳也．虚实也．表里也，寒热也．得其本．则宜凉宜温．宜攻宜补．用药庶无差误。倘不得其本 则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 可不慎诸。”在求本的过程中，又认为“审其脉以辨其证”最关紧要，盖证之寒热虚实有所难辨时。从脉之真假微盛，往往足以为之佐证。
对疮疡之辨治，高氏首先提出结于皮肉的疮疡非属外证．而其病变的根源在于内在的脏腑．故云“脏腑受病之根源 皮肉结疡之枝叶”。而脏腑之所以发生疮疡病变．但有两个方面．一是郁热蕴结于中．一是湿热侵袭于外．其次提出辨治疮疡。既要通过或痛或痒的临床表现。以分析其为痈为疽．是疖是疔某某病，还要多方探索其所以致之因，为内伤。为外感，及时求其病因而治．不能有所延误。又其次谓辨治疮疡 未溃之前和已溃之后．有很大程度的不同，未溃之前多热．已溃之后多虛．未溃之前多宜透发热毒。已溃之后多宜温养气血。所以他说；“初肿毒成而末破，一毫热药不敢投．先须透散。若巳破溃，脏腑既亏．饮食少进。 一毫冷药吃不得，须用和营扶脾．”此就一般情况而言．“然更当酌以时令，审以脉理，辨其虚实 决以轻重，量势而用，庶不致夭人之天年也。”第四， 他指出许多疮疡往往由于它种疾病．治不得法，传变而来，失于发表的还得继续解表；失于清热的．还得继续清热。痰热内结的，必须消痰泻热令尽，才能考虑他种方法，特別是要注意疮疡发生的部位，由于部位不同，经脉不同．发疮疡的性质就往往因之而不同了。第五，辨证疮疡，必须脉证合参．两相印证，才能分辨其寒热虚实之所在。第六．如果须用刀针时．必须审察清楚疮疡中脓的有无多少，以及溃脓部位的大小深浅，然后恰如其分地用刀用针． 总以达到泄脓出毒为止，过与不及，均非所宜。最后提出由于疮疡的病变发生于内，故临床辨治，必须重视疮疡的全身症状的反映．病变重者。全身症状亦多而重；病变轻者．全身症状亦少而轻．要不出于内科病证之理。故执内科以御外科。最为捷要。
高氏还论述了疡科四绝证之证治。指出：“大方中有四绝证 风劳臌膈是也；疡科中亦有四绝症，失营、舌疳、乳岩、肾岩翻花是也。”高氏论失营，与今日临床所见之鼻咽转移癌颇相似．其治疗“宜戒七情．适心志．更以养血气．解郁结之药．常常服之．庶可绵延岁月，否则促之命期已．”他论舌疳谓：“其证最恶，初如豆．后如菌。头大蒂小，又名舌菌．疼痛。红烂无皮。”日久迁延发展．可成为牙岩．或成为翻花岩，亦似癌变类的病证。高氏谓“乳疡之不可治者，则有乳岩”．“初如豆大，浙若棋子．不红不肿．不疼不痒，或半年一年，或两载三载，渐长渐大，始生疼痛．痛则无解．日后肿如堆栗，或如复碗．紫色气秽．渐渐溃烂，深者如岩穴．凸者如泛莲，疼痛连心，出血则臭。并无脓水。其时五脏俱衰。遂成四大不救”．高氏所论肾岩翻花．则类似于今之阴茎癌。他对四绝证的治疗则主张以补为主。“以冀其久延岁月”。
另外，高氏对疡科病机的阐发、症状的描写及处方用药等，都明显地受了温病学派的影响，认为“疡科之证，在上部者俱属风湿、风热……在下部者俱属湿火．湿热……在中部者多属气郁、火郁”．故治疗上如采用温病方的紫雪丹、《局方》的至宝丹及犀角地黄汤等，所以亦被称为温病派。
总之，高氏治疗疮疡疾病经验丰富，其立论甚精，颇多发明，在外科辩证方面有较详细的说明和发挥．强调辨证论治。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疡，而不反对手术方法，为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．
高秉钧．字锦庭，江苏无锡人。
[生平事迹]高秉钧初为范圣学、杜云门高足，后由儒而医，精内．外科。于《灵》、《素》．张、刘、朱、李诸书．莫不参究，故其治病，效如桴鼓，名重一时。他业疡科30余年．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瘍，强调辩证论治。不以秘方灵药自炫，著《疡科心得集》3卷(1809年）立论甚精，颇多发明。另著有《谦益斋外科医案》(1805年)，并与吴长灿合辑《景岳新方歌》1卷。
[学术思想]高氏认为“外病与内证。异流而同源”．故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疡．强调辩证论治，重点发挥治病求本的道理。他认为求疡证之本有二。第一是病因，内伤七情，外感六淫．以及饮食劳倦，跌压虫兽伤等不内外因。第二是辩证．除辨阴阳、表里，寒热、虚实外，还要辨脏腑经络。得其病因则知病证之所以发生，明其辨正．则知病证之所以传变．二者皆为病本之所在。使据以立法施治．则无论内外疮疡．皆无遁情 而温凉补泻．自无差忒矣：他说：“《经》曰．治病必求其本”者何？曰：脏也 腑也。阴阳也．虚实也．表里也，寒热也．得其本．则宜凉宜温．宜攻宜补．用药庶无差误。倘不得其本 则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 可不慎诸。”在求本的过程中，又认为“审其脉以辨其证”最关紧要，盖证之寒热虚实有所难辨时。从脉之真假微盛，往往足以为之佐证。
对疮疡之辨治，高氏首先提出结于皮肉的疮疡非属外证．而其病变的根源在于内在的脏腑．故云“脏腑受病之根源 皮肉结疡之枝叶”。而脏腑之所以发生疮疡病变．但有两个方面．一是郁热蕴结于中．一是湿热侵袭于外．其次提出辨治疮疡。既要通过或痛或痒的临床表现。以分析其为痈为疽．是疖是疔某某病，还要多方探索其所以致之因，为内伤。为外感，及时求其病因而治．不能有所延误。又其次谓辨治疮疡 未溃之前和已溃之后．有很大程度的不同，未溃之前多热．已溃之后多虛．未溃之前多宜透发热毒。已溃之后多宜温养气血。所以他说；“初肿毒成而末破，一毫热药不敢投．先须透散。若巳破溃，脏腑既亏．饮食少进。 一毫冷药吃不得，须用和营扶脾．”此就一般情况而言．“然更当酌以时令，审以脉理，辨其虚实 决以轻重，量势而用，庶不致夭人之天年也。”第四， 他指出许多疮疡往往由于它种疾病．治不得法，传变而来，失于发表的还得继续解表；失于清热的．还得继续清热。痰热内结的，必须消痰泻热令尽，才能考虑他种方法，特別是要注意疮疡发生的部位，由于部位不同，经脉不同．发疮疡的性质就往往因之而不同了。第五，辨证疮疡，必须脉证合参．两相印证，才能分辨其寒热虚实之所在。第六．如果须用刀针时．必须审察清楚疮疡中脓的有无多少，以及溃脓部位的大小深浅，然后恰如其分地用刀用针． 总以达到泄脓出毒为止，过与不及，均非所宜。最后提出由于疮疡的病变发生于内，故临床辨治，必须重视疮疡的全身症状的反映．病变重者。全身症状亦多而重；病变轻者．全身症状亦少而轻．要不出于内科病证之理。故执内科以御外科。最为捷要。
高氏还论述了疡科四绝证之证治。指出：“大方中有四绝证 风劳臌膈是也；疡科中亦有四绝症，失营、舌疳、乳岩、肾岩翻花是也。”高氏论失营，与今日临床所见之鼻咽转移癌颇相似．其治疗“宜戒七情．适心志．更以养血气．解郁结之药．常常服之．庶可绵延岁月，否则促之命期已．”他论舌疳谓：“其证最恶，初如豆．后如菌。头大蒂小，又名舌菌．疼痛。红烂无皮。”日久迁延发展．可成为牙岩．或成为翻花岩，亦似癌变类的病证。高氏谓“乳疡之不可治者，则有乳岩”．“初如豆大，浙若棋子．不红不肿．不疼不痒，或半年一年，或两载三载，渐长渐大，始生疼痛．痛则无解．日后肿如堆栗，或如复碗．紫色气秽．渐渐溃烂，深者如岩穴．凸者如泛莲，疼痛连心，出血则臭。并无脓水。其时五脏俱衰。遂成四大不救”．高氏所论肾岩翻花．则类似于今之阴茎癌。他对四绝证的治疗则主张以补为主。“以冀其久延岁月”。
另外，高氏对疡科病机的阐发、症状的描写及处方用药等，都明显地受了温病学派的影响，认为“疡科之证，在上部者俱属风湿、风热……在下部者俱属湿火．湿热……在中部者多属气郁、火郁”．故治疗上如采用温病方的紫雪丹、《局方》的至宝丹及犀角地黄汤等，所以亦被称为温病派。
总之，高氏治疗疮疡疾病经验丰富，其立论甚精，颇多发明，在外科辩证方面有较详细的说明和发挥．强调辨证论治。循内科之理以治疮疡，而不反对手术方法，为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