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今墨，中医临床家，教育家。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。提倡中西医结合，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。长期从事中医临床，治愈了许多 疑难重症，创制了许多新成药，献出７００个验方。为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，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。
施今墨，祖籍浙江萧山县，原名施毓黔。因其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，施今墨出生在贵州，故取名“毓黔”。他年幼时，因母多病，遂立志学医。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，因而在施今墨１３岁时即教他学习中医，并常对他说：“良田千亩，不如薄技在身”。所以施今墨学医刻苦，２０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，可以独立行医了。
施今墨的父亲认为仕途才是正道，曾送他进山西大学堂。在那里他由于受进步思潮影响而萌生了民主与革新思想。后因反对山西大学堂西斋主持人、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专制，被校方开除，转而入山西法政学堂，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，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，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。他以医疗为掩护，随黄兴奔走革命，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成功，推翻了清封建王朝。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，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，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。在《陆军刑法》、《陆军惩罚令》、《陆军审判章程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。后来袁世凯篡权，孙中山出走，黄兴病故，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，出任湖南教育厅长。但那时军阀混战，无人过问教育，施今墨壮志难酬，于１９１７年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邀请，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。当时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境地，让孤儿们长大成人，自食其力，在自己开办的工厂、农场中从事各种工作，让这里充满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但社会的腐败、官场的倾轧、某些官太太的骄横，使施今墨的理想难以实现。他因此愤而辞职，决心弃政从医。１９２１年他自己更名“今墨”，取义有三：其一，纪念诞生之地，“今墨”同“黔”；其二，崇习墨子，行兼爱之道，治病不论贵与贱，施爱不分富与贫；其三，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，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（今之墨准之意）。施今墨在法政学堂以及后来参加同盟会革命从政时，都经常为人诊病，已小有名气。此时一旦专心医业，精研医术，立刻医名大噪，誉满京师，门前经常摩肩接踵，车水马龙。
１９２５年，孙中山在京卧病，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，提出中肯建议。１９３０年，出诊西安，为杨虎城将军诊治，药到病除，载誉而归。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，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。北京第一次考核时，当局挑选医术精湛、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，施今墨和肖龙友、孔伯华、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，负责出试题及阅卷，嗣后即有“北京四大名医”之说。
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。１９２９年余云岫首先发难，提出取消中医议案，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。中医生存，岌岌可危。消息传出，举国大哗。施今墨奔走南北，团结同业，成立中医工会，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，数次赴南京请愿，以求力挽狂澜。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，又主持行政院工作，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。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，遍请西医，未见少效，行将不起。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，汪精卫无奈，同意试试。施今墨凭脉，每言必中，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，频频点头称是。处方时施今墨说：“安心服药，一诊可愈，不必复诊”。病危至此，一诊可愈？众人皆疑。据此处方仅服数剂，果如施今墨所言。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，题字送匾《美意延年》（庄子语），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。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，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，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，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。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，赢得了生存的权利。
为了振兴中医，施今墨开过医院，办过药厂，但都失败了。最终施今墨认识到：振兴中医在于人，要有高质量的中医人才，必须办学，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最终为更多的中医所掌握，中医事业就会有长足的发展。１９３１年，施今墨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。他热爱祖国医学，但不讳中医之短，不嫉西医之长，大力提倡革新中医。他明确指出：“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，舍借用西医之生理、病理以互相佐证，实无别途”。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。在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，以中医理论为主，设立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难经》、《温病条辨》等课程；以西医理论为辅，设立了生理、病理、解剖、药理等课程。施今墨注重实践，在带学生实习时，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。还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，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。他善采百家之长，总结经验，不断充实自己。他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的医学造诣很深，曾乔装病人，多次前往求医，仔细观察丁诊病过程，很得启发，认为丁甘仁的理、法、方、药运用规范，临床医案经过整理后颇有参考价值。为利于学生学习，他在华北国医学院以丁甘仁医案为教材，亲自讲授。施今墨在临床上，不分中医、西医，不分经方、时方，只要利于治病，均随手拈来。他曾对学生说：“全面精查、苦心探索、灵活运用、谨密掌握，选方准病，选药准方，不可执一方以论病，不可执一药以论方，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，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，其有厌学图便者，只敦用少数之成方、单方以统治万病，非吾之徒也”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学生对经方、时方无门户之见，能灵活运用，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。华北国医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具有较高水平，获得中医界赞许。在施今墨办学的十几年中，共办１６期，毕业学生６００余人，现分布在全国，都是中医的骨干。
施今墨认为，疗效是检验医生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。学习、继承祖国医学理论，必须与临床实际相结合，要敢于突破，推陈出新。对于外感热性病，历来医家都强调其病因是外邪所致。施今墨说：“余意不论其为外感风寒或温热，不论其为传染性或非传染性，必须外因内因结合起来看。六淫，疫病之邪皆为外因，若单纯外因亦不均能致病，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，其传染性颇高，传播最为广泛，然而流行区域亦非百分之百均染是病。又如夏日酷暑，温热蕴郁，但中暑者究竟不是多数，‘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’，外因通过内因始生作用，确为至理名言”；又说：“外感热性病，多属内有蓄热，外感风邪，治疗时应既解表寒又清里热，用药时表里比重必须恰当”。于是施今墨创出“按比例清解表里之说”，寓西医之定量、定性，又寓张锡钝之清热、解表于其中，谓之“七清三解（清里药味与解表药味的比例为七比三，余此类推），六清四解、五清五解、三清七解诸法”。在临床中示明表里关系，非常实用。运用他的这个理论遣方用方，感冒发热，往往只两三剂药，应手而愈。施今墨所创制的“感冒丹”，因作用在于调摄阴阳，增强人体抵御疾病能力，疗效显著，所以行销东南亚乃至西欧，为广大华侨所喜爱。
辨证论治，是中医特长。施今墨在实践中感到：“八纲辨证并不完善，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，十分重要，应该补充到八纲之中”。因此，提出十纲辨证，即“以阴阳为总纲，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”。施今墨讲过这样一个医案：“曾于天津治一妇人血崩，血出不止，在医院里止血药、止血针无济于事，将其倒悬、堵塞，血亦渗出，人皆束手，求治于我。中医理论：‘气为血帅，血随气行’，急当固气。故我亦用老山参浓煎频灌，终得血止人活。有人以为人参可以止血，就把人参当止血药用，再遇崩漏，必用人参，结果不但不止血，反生他症而不自知。所以人参用之得当可以‘起死回生’，用之不当亦可伤生。当与不当，在于辨证”。施今墨之认证准，施治确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施今墨强调“有是症，用是药”，不应以医生个人所好和习惯成为温补派、寒凉派……。疾病变化万千，不应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。他治病时不具成见，根据病情，该寒就寒，该热就热。兼采中西医理和各家之长，旁及民间疗法和单方草药。敢于创立新法新方，每奏奇效。１９２８年初春，他出诊天津，为一位５０岁患者治病。该患者已高热十余日，西医诊为肠伤寒，中医诊为湿温。施今墨见患者口唇枯裂，面目黧黑，神志昏蒙，时醒时迷，大便秽溏，污染袴褥，呼吸促急，脉细如丝，生命垂危。索前医方剂视方，清解、调和、芳香透络、消炎、泻热、通利二便，各种必用之法无不遍施；“桑菊”、“银翘”、“三黄”、石膏、“安宫”、“紫雪”、“至宝”各种必须之药，无不遍选。而病势日重，原因何在？他经详尽辨析，认为前医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。攻邪怕伤正，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；扶正怕助邪，结果扶正不力正愈伤，屡成助邪伤正之势，导致正气衰微。他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，充分祛邪，大力扶正。嘱用大枝西洋参三钱（约９．４克）浓煎，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丸。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，吹火燃薪，气大亦灭，气小亦灭。施今墨凭自己数十年功力，遣方用药，终使“死灰复燃”，患者仅存微弱阳气，复发勃勃生机。当西洋参累计用过三两（约９４克），局方至宝丹服过十丸时，患者热退眠安，神志清醒，饮食恢复，大便成形。原方再用一周后，加入饮食调养，月旬遂告痊愈。施今墨于临床体会：局方至宝丹化痰、醒脑、退热、兼有解外邪之功；西洋参扶正而滋阴，药性和缓，用于久虚伤阴之人甚当。此人此病选此药此量，证药相对，药量适当，可谓丝丝入扣，起死回生。
对于理、法、方、药的关系，施今墨的体会是：“临证如临阵，用药如用兵，必须明辨证候，详慎组方，灵活用药。不知医理，即难辨证，辨证不明，无从立法，遂致堆砌药味，杂乱无章。”他讲究无论病轻或重，用药多或少，必须有法度。他曾治疗一清代蒙王族妇人，患关节痛发热。前医屡进“羌活胜湿汤”、“独活寄生汤”，越服疼痛愈甚且发热不退。施今墨初诊时见其面色红赤，唇舌焦裂、目睛血丝，脉象洪数、痛不安寐、于床上辗转反侧凄声哀号。他断为热痹，知是前医不识热痹之理，屡进辛燥祛风之药、致使火势日燔。于是处方：紫雪散一钱（约３．１克）顿服。服后须臾疼痛少止，稍能安卧。遂处方：每日２次，每服紫雪散一钱。２日后患者号叫渐歇，发热亦见退降。此时患者家属听一医生言：痹证为风、寒、湿三气杂合而致病，紫雪散为寒药，继续服用，病将转重，且寒药服多令人痴。于是停服紫雪散，请此医改处他方。不料服其方后疼痛又重，发热复起。只好再请施今墨诊视，仍处方：紫雪散一钱，日服２次，以后每次增加一钱，随服药量增多，疼痛锐减，数日间共服紫雪散达二两（约６２克），发热、疼痛均愈，神色恢复常态。以后改处活血理气之药调养善后。施今墨说：“如果仅知痹从风、寒、湿来，不知其化热之理，此病鲜能治愈。再则所用“紫雪散”中含有麝香，其通窜之力最雄，血气因火热煎熬凝涩不通而致病。以麝香之力行之，通则不痛，故能治愈”。
施今墨善于处方，精于配伍。其处方多由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，时用原方，时采其意，药味虽多而不乱，主次分明，配合巧妙，结构严谨，浑然一体，往往数剂即见功效。他特别善于双药合用。流传于世的《施今墨药对》是其学生、长女婿祝谌予随他学医时，发现老师处方中往往是双药并书。经留心收集，整理出１００多对药，请教于他。施今墨讲，自己在阅读古方书时，发现古方中有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，往往成对出现，或一寒一热，或一升一降，或一气一血，或一散一收……，有的互相配合、增强疗效，有的互相制约、防止偏胜。非常符合中医“阴平阳秘”、“以平为期”的原则，起到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。自己默默记下，验之于临床，发现确实药少而效著。于是就一对对积累起来，形成自己用药特点。祝湛予在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时，向同学们介绍了“施今墨药对”。学生吕景山毕业后将此药对又加工整理，１９８２年出版了《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》，作为对施今墨的纪念。
组方计算比例，也为施今墨所创。处方中血分药和气分药的比例，解表药和清里药的比例，扶正药和祛邪药的比例，甚至一补益方剂中，补心、补肝、补肾、补阴、补阳……每类药各应占多少比例，他都有极精确的安排。他说：“组方用药，比例恰当，首先在于辨证精确，辨证精确组方用药不注意比例安排，疗效就差。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”。
施今墨医德高尚，对病人充满爱心。有时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，还对学生们说：“不要将远来的病人拒之门外，实在病重领进来我给看看”。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，从不贬谪他人。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其评论，他则说：“方开得不错，各人有各人的路数，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……”。他常对学生们说：“人家说我是名医，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，看不好的病多”。还说：“我的经验都是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，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，才觉心安”。当他７９岁高龄时还写下：“我老而未死，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，便是我的幸福，亦不虚度余年”。
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，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。１９５４年４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，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：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、中医医院、中医医学院，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，提高中医地位……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，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、高血压、神经衰弱、肝硬变、肝脾肿大、气管炎等十大验方。以后十大经方中的“高血压速降丸”、“神经衰弱丸”、“感冒丹”、“气管炎丸”被制做成药，畅销海内外。后来，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，均被国家收藏。
１９６９年施今墨病重时，还一再叮嘱：“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，而我的这些经验，对人民是有用的，一定要整理出来，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”。１９８２年由祝谌予、翟济生、施如瑜（施今墨之女）、施小墨（原名施如雪、施今墨之子）修编的《施今墨临床经验集》终于出版，实现了施今墨“继续为人民服务”的遗愿。
(作者：祝谌予)
简历
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８日 出生于贵州。
１９０１—１９１１年 就读于山西法政学堂和（北京）京师法政学堂。
１９０６年 加入中国同盟会。
１９１７年 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。
１９３１年 开办华北国医学院，任院长。
１９４１年 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。
１９５０年 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。
１９５４年 任北京医院中医专家顾问。
１９５４—１９６６年 任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１９５５年 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。
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２日 逝世于北京。
参考文献
〔１〕祝谌予．祝选施今墨医案．１９４０．
〔２〕祝谌予，翟济生，施如瑜，施如雪．施今墨临床经验集．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．１９８２．
〔３〕吕景山．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．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．１９８２．
〔４〕祝肇刚．誉满京华的名医施今墨．纵横，１９８９，（４）：１８—２６．
